1967年春夏之交，台北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包瑞嘉（richard baum）已在这里深造汉语近一年。他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“继续革命论”的工业社会学意义，但只能在海峡的另一边，遥望大陆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。在台湾学汉语，在香港查资料，基本是当时所有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必须做的两件事，而这两个传统中华社会的边缘单位，也几乎就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全部“中国”。
不过，与当下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浪漫主义“想象/体验”不同，台湾给包瑞嘉的印象和体验都不甚佳——汉语很难，台北也不如加州那么方便、干净和自由；他一岁多的儿子还经常生病，而台北蚊蝇乱飞的环境显然不利于孩子的康复。
